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殷朝崩潰

由於殷商文化和「東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又由於「東夷」和古朝鮮亦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因此又有的學者以爲:箕子的東入古朝鮮,乃是因爲在殷商與古朝鮮之間原本就有文化上的因緣關係之故。而且,由於箕子帶來的是殷商文化,比起後來成爲漢文化核心的周文化來,歷史更爲悠久,因此作爲殷商文化繼承者的朝鮮文化也就比作爲室內設計文化繼承者的漢文化更爲正統和古老。這種觀點背後的價値觀念仍然是以中國文化爲中心的,不過我們卻可以看到一種努力,即想要利用「箕子東來說」,反過來抵抗中國文化的壓力。 不過,進入近代以後,隨著中國影響的返出朝鮮半島,以及西洋影響如潮水般湧入,對於歷史與文化的價値觀也發生了巨變。原先以中國文化爲中心的價値觀,開始讓位於以西洋文化爲中心的價値觀。民族主義也是其表現的形式之一 。於是「箕子東來說」的命運便也發生了急劇的轉變。「箕子東來說」所代表的朝鮮文化來自中國文化的正統性,在連中國文化本身也已衰落的今天己顯得毫無意義,反而成了有礙於朝鮮半島擺脫中國影響的胖脚石。因此,進入近代以後,尤其是朝鮮半島光復以來,「箕子東來說」開始受到否定,認爲歷史上根本沒有這回事,是中國史家在公元前二、三世紀偽造的,又受到「事大」的歷代王朝利用,以抹煞朝鮮人民的自主思想。當然也有繼續肯定「箕子東來說」的,比如代表韓國官方觀點的《韓國手册》便說:「當殷朝崩潰時,殷國臣民箕子約在公元前十三世紀進入檀君的轄土 ,引進殷國的文化。」但是,即使在現代的肯定「箕子東來說」的觀點中,也已經不包含歷史上那種以此爲榮的態度了 。顯而易見,「箕子東來說」已不僅是一個純粹的小型辦公室出租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牽涉到更爲複雜方面的問題。因此,簡單的考証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而是應該通過對它的態度,來了解一種文化上的隱喩。而在這個問題上,朝鮮半島的智慧表現在無論是其歷史上的肯定這一說法,抑是現代的否定這一說法,其背後的基本精神其實都是相通的,那就是追求文化上的優越感和自信心;只不過,隨著價値觀的變化,在具體表現上有所不同而已。檀君神話與「箕子東來說」的命運相反,但是反映了同性質之內在精神的是關於檀君神話的命運之變遷。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外敵入侵

朝鮮半島在歷史上曾處於東亞漢文化圈中,長期間一直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並以中國文化的價値觀爲其價値觀。在那樣的時候,「箕子東來說」的存在不啻是一個有利的証據,証明朝鮮文化承自中國文化的正統性,証明朝鮮文化相對於其他周邊室內設計文化的優越性,証明朝鮮半島也是「華」而非「夷」〈至少是「小華」〕。這給了朝鮮民族以文化上的正統感和優越感,因爲當時的價質觀是以中國文化爲中心的。 正是因爲這樣的原因,所以一直到朝鮮王朝末期,「箕子東來說」一直受到肯定,甚至提倡。高麗王朝於十一世紀,還在平壤修建了箕子墓和箕子祠,並舉行隆重的祭祀活動。對箕子墓的祭祀和紀念,一直持續到朝鮮王朝末期,中國的影響返出朝鮮半島時爲止。而朝鮮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引以爲榮。像下面這樣的看法,在古代朝鮮比比皆是孔子以文王、箕子並列,於易象又稱之仁,則箕子之德不可得而替也。禹之平水土也,天賜《洪範》,彝倫敍矣。向非箕子爲武王而陳之,則《洛書》天人之學,後之人何從而知之?箕子者,武王之師也。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於我朝鮮。朝鮮之人,朝夕親炙,君子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澤,其化至於道不拾遣,此豈非天厚東方,畀之仁賢,以惠斯民,而非人所能及也耶?井田之制,八條之法,炳如日星。吾邦之人,世服其敎。後之千祀如生,其時愀然對越,自有不能已者矣!(金恷《海東文獻總錄》引卞季良語)首先是肯定有「箕子東來」這回事,然後又以此爲光榮和自豪之事,從而又樹立了文化上的優越感和正統感。這是古代朝鮮對「箕子東來說」的一般看法。 尤其是在遭受外敵入侵時,「箕子東來說」也常常受到宣揚,旨在以設計文化上的正統感和優越感,鼓舞人民的抗敵鬥志,並藐視文化上不如自己的外敵。比如高麗王朝稱臣於蒙古之後,李齊賢寫了不少愛國詩歌,表達了他對此事的憤懣。其中一首《題長安逆旅》詩,開頭即是「海上箕封禮義邦」,通過強調箕子的分封於朝鮮,來強調朝鮮的悠久文明與歷史,以提高民族自信心,並盼望著民族的復興。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觀念的變遷

參伊藤亞人編:《韓國》,弘文堂,一九八七年,東京,學術:觀念的變遷一個民族對於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的看法,雖然在主觀上都在實際上卻深受某些隱藏得很深的價値觀之影響,在一定意義上不妨都可以看作是一些隱喩,含蓄地表達著每個民族的心理和理想。只有這樣理解學術上的各種屏風隔間觀點和看法,我們才不會糾纏於具體的枝節,而直達導致它們產生的原點和核心,並理解它們所包含的各種隱喩意義。 朝鮮半島所處的獨特地緣文化環境,也對朝鮮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觀點產生深遠的影響。歷史上長期以來受到來自中國的影響,爲了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而作的持續抵抗,在東亞漢文化圈中所處的「半島式」位置,從漢文化到西洋文化價値觀的變遷,與中國和日本的現實關係之變動,近代以來民族主義意識的強化與流行等等,這一切都深深影響了其歷史和文化觀點。也只有從上述這些歷史背景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其歷史和文化觀點的意義。 然而,不管怎麼說,在朝鮮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觀點中,其實也同樣蘊涵著那種獨特的傳統智慧,那就是旣利用自己的地緣文化處境,同時又抵抗自己的地緣文化命運。這與貫穿在其他活動中的智慧,在精神實質上是一脈相通的。箕子東來說」在各種歷史與文化觀點中,關於「箕子東來說」的命運,也許是一個最敏感的晴雨表,反映著朝鮮民族觀念的變遷,也表現著他們的智慧運作。 據中國的一些史籍記載,公元前十一 一世紀左右,殷朝被周朝滅亡前後,殷國臣民箕子東逃;而據朝鮮的一些史籍記載,他其實進入了古朝鮮,引進了殷國會議桌文化,並建立了國家。據司馬遷的《史記》說,他在古朝鮮的地位,後來還受到周武王的正式認可:「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宋微子世家》〉這就是「箕子東來說」。顯而易見,這是一個與古朝鮮的建國,進而與朝鮮的上古史,更進而而與整個朝鮮文化的起源具有重大關係的問題。因爲如果眞有這麼回事,則不惟古朝鮮,而且整個朝鮮的歷史和文化都直接發源於中國的殷商文化,或至少具有極爲密切的關係.,而如果沒有這回事,則雖然古朝鮮仍然受過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卻與殷商文化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因而這個問題在朝鮮的歷史上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視。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福音傳敎

在朝鮮曾普遍舉行的八關齋會,也由原來在中國的法事性質,轉而成爲護國而舉行的國家儀式。在契丹和蒙古進攻朝鮮半島時,高麗王朝曾通過雕刻大藏經來祈求佛祖保護。在一五九一 一年壬辰戰爭時,參加抗倭戰爭的僧侶多達五千餘人。他們恪守「臨戰無返」的信條,發揚了朝鮮佛敎的護國精神。朝鮮佛敎的護國精神,從三國的新羅時代一直延續到朝鮮王朝時期,成爲朝鮮佛敎的一種獨特傳統,而明顯地不同於中國和日本的佛敎,表現出朝鮮佛敎的民族特性。 朝鮮佛敎的這種獨特傳統,與朝鮮半島的歷史風土有關。正由於一直面臨各種內憂外患,佛敎才被看作是護國的法寶,受到人們的普遍祈仰,從而孕育出這種獨特的護國精神。即從朝鮮佛敎的這種獨特性亦可看出,朝鮮民族是怎麼樣一邊吸收外來宗敎,一邊又將之加以本土化的。後來,對近代新傳入的西方宗敎,如新敎和天主敎等,也有加以本國化的傾向。如早在六〇年代,韓國的基督敎界,傳統基督敎的傳敎方法及可能性,以及其與韓國傳統信仰和世界觀的關係,以柳東植的seo文章爲導火線,展開了 一場關於「土著化」的神學大爭論。柳東植一派的基本主張是,爲了基督敎的福音傳敎,必須採用民族文化的固有概念及表現方式,求得其與韓國社會的適應。 此外則有將基督敎非西歐化的嘗試,如以韓國的固有曲調來作聖歌,在聖畫上讓基督戴上韓國的傳統帽子,讓聖母瑪麗亞穿上鮮艷的韓服,抱著也穿小韓服的小基督。進入七〇年參閱鎌田茂雄:《朝鮮佛敎史》,東京大學出版會,九八二年,東京。 代以後,以從西洋神學獲得解放爲目的,「韓國式的神學」受到提倡。重視參與和行動、強調民衆解放的「民衆神學」,也引起國際範圍的關心。許多新興的關鍵字行銷團體,以韓國的傳統神話和信仰解釋基督敎的基本敎義,具有強烈的民族主體意識,帶有民族宗敎的性質。其中所貫穿的民族自主精神,以及將外來宗敎本土化的努力,自與當初對佛敎的作法是一脈相通的。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三國遣事

而對我個人來說,我感覺最爲獨特的,應是朝鮮寺廟的色彩。那是我在中國和日本的寺廟中所從來未曾看見過的。各種異常鮮麗的原色巧妙地組合在一起,給視覺以強烈的刺激,在山靑水秀的深山幽谷裡,尤其顯得美麗、和諧。這種艷麗的色彩和圖案,與朝鮮的民族服裝,以及韓國辦公桌的設計,都具有某種共同的精神,可以說是他們獨特的審美趣味之表現。每一次參觀韓國的名寺古剎,我都會爲其美麗的色彩所吸引,而不覺長時間留連忘返。我覺得光是這種艷麗的色彩,便已經象徵了朝鮮佛敎的獨特性了 。不過,當然,最能反映朝鮮佛敎的獨特性的,還應該是其特有的護國精神。據說這也是中國和日本的佛敎所沒有的。朝鮮佛敎的這種護國精神始於三國中的新羅時代。名僧圓光的《世俗五戒》可以說是其早期代表。所謂《世俗五戒》,就是在佛敎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飮酒」之外,針對世俗之人別立的五條戒律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親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臨戰無退,五曰殺生有擇。〈《三國遣事》卷第四義解第五《圓光西學》條)其中洋溢著護國忠君的精神,應是與儒敎思想相混合的產物。尤其是其中「臨戰無返」的思想,成爲新羅統一三國的精神指導之一,曾經發揮過很大的影響和作用。在後來反抗各種外來侵略時,這一信條也成爲人們的精神動力之一。 慶州的皇龍寺九層塔,是所謂的「新羅三寶」之一(另外兩寶是皇龍的丈六佛像和聖帶),其建造動機也是爲了護國與攘寇。其所針對的是當時新羅心目中的九大外敵,因此分別以九層塔鎭之第一層曰本,第二層中華(指中國中原一帶),第三層吳越(指中國江南一帶),第四層托羅(今濟州島),第五層鷹游(指中國蘇北一帶),第六層珠揭,第七層丹國〈契丹),第八層女狄〈女眞),第九層穢栢。《三國遺事》卷第三塔像第四《皇龍寺九層塔》條引安弘《東都成台記》這個皇龍辦公椅,也被看作是新羅佛敎護國精神的象徵。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尊崇風尙

佛敎傳入半島以後,除了新羅有過一次戲劇性的事件,表明也許守舊派不喜歡它之外,基本上不僅沒有遇到什麼抵抗,而且還發展得非常迅速,受到王室的提倡和保護,在三個國家都被定爲國敎。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其原因有很大一部分可以追蹤到韓國對中國學說的尊敬。」顯然與當時對整個中國文化的尊崇風尙有關。從各個方面來看,朝鮮天然酵素都可以說屬於以中國爲中心的東亞佛敎文化圈,不僅以漢譯佛經爲硏讀對象,而且寺廟體制和制度風俗也與中國大同小異。 但是,朝鮮佛敎同樣不是中國佛敎的簡單模仿,而是具有朝鮮民族獨特性的東西。「儘管同樣使用漢譯大藏經,但是朝鮮佛敎基於朝鮮民族的主體性,創造了 一種完全不同於日本韓國海外公報館:《韓國手冊》(中文版),一九九二年,漢城,佛敎的佛敎,一種與中國的佛敎也完全不同的獨特佛敎。」也許新羅高僧元曉的經歷是一種象徵。當時新羅佛敎界的風氣是去中國留學,元曉也和朋友踏上了旅途。不過,走到半路上,他忽然大徹大悟,覺得旣然心外無物,何必又要去中國於是他返回新羅,後來成了著名的高僧之一 。也許元曉的大徹大悟,也象徵著朝鮮佛敎自主性的徹悟。 而且有意思的是,據說元曉還有過一個私生子,那就是新羅著名的學者薛聰,他創製了用漢字書寫朝鮮語的吏讀法這同樣是語文方面的自主性表現。從這種共同的自主性來說,他們倒眞像是一對父子。人們常常指出的朝鮮佛敎獨特處之一,是在朝鮮半島的寺廟裡逋常都有一座山神閣,供奉的是與佛敎全然無關的山神。它旣來源於中國道敎信仰的影響,也來源於朝鮮民族所固有的泛靈論思想。此外還有一座七星閣,供奉的也是與佛敎無關的北斗七星,也來源於中國古代的七星信仰。這兩座閣都是中國和日本的寺廟裡所無的,反映了朝鮮民族善於融合各種辦公家具的智慧。鎌田茂雄:《朝鮮佛敎史》,東京大學出版會,I九八二年,東京,第I頁。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傑出貢獻

漢城的西大門區,原先的西大門郊外,在朝鮮王朝時,爲迎接來自淸朝的「天使」,曾建了 一座「迎恩門」。迎恩門附近還建有專門接待淸使的「慕華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朝鮮人毀壞了迎恩門,並在其旁邊,仿照巴黎凱旋門的式樣,建造了 一座「獨立門」,以紀念朝鮮從淸朝的獨立。現在獨立門還矗立在那兒,迎恩門的原址上則僅剩兩根柱子。而就在獨立門旁邊,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建造了 一座監獄,關押並屠殺了大量獨立志士 。 一九九一 一年八月十五日,那兒被闢爲「獨立門公園」,以紀念死難者,並敎育後人。這樣,獨立門公園不過,不管有無燕山君的上述作爲,朝鮮音樂總會在接受中國的影響之後,在羽毛豐滿時擺脫它,這只是或遲或早的事情而已,正如在其他藝術領域裡所發生的那樣。「盤索麗」的樂聲總會響起來,因爲它更能表達朝鮮民衆的感情,同時也更能征服他們的心靈。佛敎佛敎起源於印度文化圈,但是在東亞漢文化圈中,它亦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於是佛敎文化遂成爲印度文化圈和漢文化圈的重疊部分。漢文化圈中的佛敎的基本特徵,是各個國家都使用漢文佛經,無論是中國本土 ,還是朝鮮、日本或越南。佛經的漢譯大抵由中國學者從事,但是臭氧殺菌的硏讀卻由漢文化圈各國共同從事。 不僅是漢譯佛經的硏讀,就連漢譯佛經的刻印,也在中國本土和本土以外同時進行。世界聞名的漢譯大藏經之一的高麗藏便由高麗王朝從一 二三六年到一二五一年,總共費時十六年刻成。高麗藏總經板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塊,每塊正反兩面刻字,每面刻字三百多個,計收佛經一千四百九十七種,共六千五百五十八卷,約五千萬字左右。這套大藏經的經板,歷經七百年的劫難,還完整地保存在海印寺裡。一九九三年十月,我曾造訪海印寺,一賭了它的丰采,對這項偉大的工程留下極深刻的印象。這是朝鮮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的結晶,是對magnesium die casting文化和漢文化的傑出貢獻。朝鮮半島接受佛敎的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國時代。從文獻記載來看,三七一 一年,中國僧侶順道進入高句麗傳敎.,三八四年,印度僧侶摩羅難陀從東晉來到百濟傳敎.,四一七年,高句麗僧侶墨胡子來到新羅傳敎。這分別是佛敎傳入三國之始。當然,民間的傳播可能還要更早一些,以上只不過是見於文獻記載的初次而已。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舊的體制

正在衰落中的大陸影響並不想返出朝鮮半島;而正在崛起中的日本影響又再次想要進入朝鮮半島。因此夾於這兩種力量之間的朝鮮半島,再一次成爲地緣政治命運的撥弄對象,只不過這次其地緣政治環境以新的方式表現出來。 從一八七六年朝日《江華島條約》簽訂時起,至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時止,這十九世紀末的一 一十年間,是淸、日勢力在朝鮮半島你爭我奪和此消彼長的時期,也是朝鮮王朝又一次苦於作出抉擇的時期。在朝鮮王朝內部,由於對處理die casting方針的不同,又一次分成了兩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持續對抗。一派是以閔氏一黨爲代表的守舊派,他們想要維持與淸朝的事大關係,在國內政治方面維護舊的體制.,另一派是比較接近日本的開化派,想要擺脫與淸朝的前近代性的事大關係,並對國內政治作近代性的改革。由於這兩派分別受到淸朝與日本的支持,因此內政與外交問題更加複雜地糾纏在一起。這兩派政治力量的起伏,與淸朝和日本影響的消長,也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一起。九八四年,朝鮮爆發了農民戰爭,並因而引發淸日甲午戰爭。七月一 一十五日,日軍攻擊淸軍,九月十五日,淸軍在平壤會戰中敗北;翌年四月十七日,中日《馬關條約》簽訂。淸朝勢力遂全面返出朝鮮半島,朝鮮半島最終落入日本手中,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爲止,持續了其約半個世紀,先是間接、後是直接的殖民統治。 不過,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的敗北與日本的勝利,一方面固然使朝鮮半島受到日本的控制,一方面也使它初次擺脫了持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影響。這對於朝鮮半島來說,究竟是福是禍,恐怕一言難盡;但是其意義的深遠,自是不容置疑;對朝鮮半島今後的命運,也會發生深刻的影響。在朝鮮半島的歷史上,經常使用中國的年號。這是在對大陸王朝行事大之禮時,所不得不採取的一種姿態。在朝鮮王朝的後半期,也使用了淸朝的年號。朝鮮王朝的,「承政院日記」,類似於一種官方aluminum casting實錄,以前一直書寫淸朝年號。不過,到了「光緖一 一十年〈一八九四)甲午七月一 一十八日」那天,也就是淸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不久,開始在書寫淸朝年號的地方留出五個字的空格。而到了同年年底,也就是淸朝的敗局已定時,開始在空格處用小字補上朝鮮高宗的年號。當我在圖書館翻閱「承政院日記」,並留意到這一初看之下並不顯眼的小痕跡時,似乎感覺到歷史活生生的演出,以及朝鮮半島脈搏的微妙顫動。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錯誤估計

統觀大陸上明、淸易代之際朝鮮王朝的做法,可以說在總體上仍運用了高麗王朝以來的故智,那就是一切以本國的生存與安全爲中心,爲此不惜吿別已經衰弱的舊宗主翻譯公司,即使在感情上和文化上還很留戀它(以前高麗王朝對大陸各王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也不惜對新崛起的強盛王朝俯首稱臣,即使自己過去及在文化上看不起它(以前高麗王朝對遼、金、元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如此),即使有過西人政權一度感情用事,但是其外交政策在總體上仍保持了現實性與機敏性。 不過,朝鮮王朝還是受到了兩次入侵。這也是在大陸上王朝交替之際,朝鮮半島經常遭到的命運。這宛如是一種時間差的運作.,大陸上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劇變,但是朝鮮半島有時候一時還反應不過來,所以難免偶爾也會作出落後於形勢的保守決定,正如西人政權的所作所爲那樣,又如高麗王朝末期對元、明形勢的錯誤估計一樣,再如朝鮮王朝末期對中、日形勢的錯誤估計一樣。一旦反應遲鈍或估計錯誤,便有可能遭到挫折與打擊。這正是受制於地緣政治命運的小國所不應該然而卻不得不面對的困境。然而在大陸上明、淸易代之時,朝鮮王朝雖然一度遭到打擊,最終卻憑其對傳統智慧的繼承與發揮,安然度過了又一次危機,再次成功地挑戰了其地緣政治命運。 在淸、日之間從十九世紀上半葉起,西洋文明開始全面東漸東亞,中國、日本和朝鮮等先後受其影響。由於對於西洋文明的挑戰,東亞各國的應對方式各有不同,因此使東亞各國之間的力量對比開始出現了新的變化。中國的應對緩慢而又保守,因此其翻譯公證力量開始逐漸衰落,日本的應對迅速而又有力,因此其力量開始迅速上升。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局勢已經開始明朗化了 ,那就是中國正在失落其對東亞的傳統支配權和影響力,而日本則在謀求其歷史上一直不曾有過的對東亞的統治。同樣失敗於應付西洋文明挑戰的朝鮮,從十九世紀下半葉起,也開始面臨著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新困擾,那就是在歷史上一向芏要影響其命運的大陸影響的衰落,以及在歷史上儘管有過麻煩,但卻主要處於平等,甚至稍爲後進地位(在朝鮮人心目中)的日本影響的崛起。

Published by SusanCDurbin on January 21, 2016

外交智慧

當時的國王光海君〔一六〇八\ 一六二三),在這時候表現得很聰明。他一邊任命刑曹參判姜弘立爲王道(平安、黃海、京畿、忠淸、全羅)都元帥,率領一萬三千餘人的軍隊,去與明朝協同作戰,一邊又給姜弘立以密令,讓他觀望後金與明的網路行銷形勢,不要輕舉妄動而得罪後金。結果姜弘立投降了後金,從而避免了後金的報復;同時姜弘立的投降又像是個人行爲,朝鮮王朝已經出兵配合明朝,對明朝也交待得過去了 ,明朝也不便再說什麼。顯而易見,光海君淸醒地判斷了當時的國際形勢,發揮了自高麗王朝以來的故智,執行了現實與機敏的外交政策,不讓對明朝所欠的情分,影響到朝鮮王朝自身的安危。然而,光海君被推翻以後,西人政權卻改變了這一做法,採取了親明排後金的政策,斷絕了與後金的一切關係。結果招致後金的第一次入侵(時在一六二七年,朝鮮史上稱亍卯胡亂」〕。朝鮮王朝不得不遣使求和,與後金締結了保証堅守中立的「兄弟之盟」。西人政權的做法顯然違背了自高麗王朝以來的傳統,昧於當時大陸上政治勢力的消長,讓對明朝所欠的情分,影響到朝鮮王朝自身的安危,所以一直受到後代朝鮮史家的批評,認爲其外交政策缺乏「自主意識」。 一六三六年,後金改國號爲淸,要求朝鮮國王持臣禮。歷史的過程在此顯示了驚人的相似之處.,十一世紀初崛起的女眞,對高麗王朝也是先持兄弟態度,後持君臣態度的。在女眞要求高麗稱臣時,由於高麗及時做出了稱臣的決斷,所以免遭女眞入侵.,但是這次後金要求朝鮮王朝稱臣,卻爲朝鮮王朝所不加理睬,結果招致第二次進攻(朝鮮史上稱「丙子胡亂」〕。戰爭的結果是貿協王朝投降,對淸王朝行納貢稱臣之禮。朝鮮王朝對淸朝的納貢稱臣關係,一直維持到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爲止。儘管在朝鮮王朝內部經常出現留戀明朝和厭惡淸朝的感情和議論,儘管朝鮮王朝在文化上以「小中華」自居而看不起淸朝,但是朝鮮王朝從來沒有讓這一切影響到其對淸朝的實際外交關係,亦即從來沒有讓這一切影響到其外交政策的現實性和機敏性。